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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呈祥》演播为中泰文化交流再谱华彩乐章******

　　中新网北京1月31日电据国家京剧院消息，1月30日，浓浓的年味还未散尽，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一级演员李胜素，一级演员江其虎等，携经典大戏《龙凤呈祥》演播参加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京剧《龙凤呈祥》演播·中泰戏曲对话”活动。剧院艺术家与泰国观众“云端”相见，京剧《龙凤呈祥》以线上演播的形式，与泰国优泰剧展开对话，共庆喜庆祥和的传统佳节。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欣专门以视频形式致辞，泰国文化部副常秘玉提佳女士出席活动并代表泰国文化部致辞，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兼驻曼谷旅游办主任阙小华、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赵歆等近200位各界人士现场参与了活动。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欣致辞

　　首先，杨欣代办通过视频形式对此次活动致以贺词。杨欣代办表示，京剧艺术蕴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与智慧，此次活动搭建起“以戏为桥、以戏会友”的平台，让更多戏曲爱好者感受中泰传统戏曲魅力，深入了解文化交流在中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更多有识之士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文化传播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蓬勃发展，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人文力量。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阙小华(左)向泰国文化部副常秘玉提佳(右)赠送欢乐春节兔年吉祥物

　　泰国文化部副常秘玉提佳高度评价中国京剧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称其是密切和深化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阙小华表示，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优泰剧是中国戏曲文化在海外的优秀传承和发展，两种戏曲交融互鉴，让优秀戏曲艺术得到更深远的传承和更广泛的弘扬。

国家京剧院艺术家与泰国观众互动

　　活动中，李胜素、江其虎两位艺术家向泰国观众致以新春的问候，介绍了自己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回顾以往与泰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经历，并表达了对未来两国文化交流的美好期待。江其虎老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龙凤呈祥》的精彩看点和创排过程，表示这部戏将《三国演义》中孙刘两家一场针锋相对的明争暗斗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办喜事的过程表现出来，充满喜剧色彩的剧情和行当齐全的阵容，让这部戏成为中国人逢年过节必看的吉祥大戏。接下来，展示了《龙凤呈祥》的精彩片段，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刘垒、朱虹教授泰国的京剧爱好者不同行当的念白和唱段，观众踊跃报名，纷纷尝试学习，现场气氛在李胜素、江其虎老师对学员的点评和与观众的互动中推向高潮。

　　观众们纷纷表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京剧名家的精彩讲解和点评，青年演员的示范表演以及与观众的互动，使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京剧之美和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活动下半场，优泰剧创始人庄美隆向观众介绍了优泰剧在泰国的发展，泰中戏剧艺术学会进行表演并与观众互动，现场观众无不为两种戏曲文化的互通交融所打动。

中泰嘉宾在线合影

　　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指导和支持下，自2021年以来，国家京剧院携手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连续三年打造国粹经典《龙凤呈祥》演播盛会，以5G+4K超高清技术，将经典名剧送入“云端”，为众多热爱京剧的观众献上这出融合了科技元素的传统剧目。如果说2021年是《龙凤呈祥》演播实践之年，打造了5G时代云演播行业新标杆；2022年《龙凤呈祥》二度“上云”是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探寻演播的无限可能；2023年则是《龙凤呈祥》演播走向世界、全面开花之年。在海外融媒传播的有力基础上，《龙凤呈祥》主创团队首次与海外观众连线互动，多视角、零距离的呈现，让海外戏迷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看体验。国家京剧院携手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将《龙凤呈祥》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演播品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贡献。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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